为什么战国时期和我们传统理解中的古代中国如此相似？这主要源于对两者的误解。一般来说，我们所熟悉的中国历史一统时期策略联盟，给人的印象往往是文官们的盛大辩论和朝堂上的权谋斗争，通常都伴随着“天命”与“大义”的强烈渲染。而真正的鲜血与战斗，通常出现在王朝的衰败时期，但即使在这些时刻，也会通过宏大的理由来解释战争的合理性。
然而，战国时期却截然不同，那是一个充满了战争和侵略的时代。几乎所有国家在那时都非常好战，一旦发现机会就会立刻发动侵略战争，毫不在乎名声如何，简单来说，就是“你太弱了，我看得上你了，来打一场！” 战国历史的血腥性质常常让后来的史学家对它进行“美化”。例如，他们会认为那是一个“人人争先的大争之世”，属于“特殊时期”的产物，因此“好战”也就显得并不那么严重。此外，人们普遍认为，小国寡民的生活实在不够舒适，所以大家迫切希望能够实现统一。但问题来了，谁来统一呢？自然是展开一场“谁强谁来”的竞赛。
再说到学术界，当时处于“百家争鸣”的状态，每个学派都有各自的治国理念。由于大家心中并不明确未来的出路，他们纷纷通过战争来争取自己的理想。这些历史观点被后人洗白和理性化后，我们看到的战国历史就变得充满感性，尤其是由于秦国最终策略联盟崛起并统一六国，所以东方六国在抵抗秦国时留下了不少传奇故事，成为后世的英雄事迹。
展开剩余71%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策略联盟，当地理条件和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，大一统的出现几乎是不可避免的。这种历史的“必然性”不会因为某个历史人物或某个学派的观点而改变。简单来说，大一统的到来是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，尤其在中国这种广袤的土地上，时机一到，就会统一。与此相反，欧洲由于地理和其他因素，即便生产力发展了，也无法像中国那样实现大一统。
理解了大一统的必然性后，再回头看战国历史，我们就会更加清楚地看到当时人们的思想和冲动。虽然他们并未接触过现代的唯物主义，但他们能感觉到：过去征服一个小国非常困难，现在似乎变得容易多了；以前需要建立战略缓冲区，现在似乎无所谓了。这一切都促使战国七雄的力量迅速增长，而各国原本被压抑的侵略欲望也被激发出来，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惨烈的兼并战争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诸侯国逐步吞并其他小国，楚国灭越、齐国灭宋、韩国灭郑、赵国灭中山等，而秦国则想要吞并六国，其他国家也都怀有类似的想法，关键就是看谁更强。在第一轮战斗后，局势呈现两极分化：占上风的国家想趁胜追击，一举消灭其他国家，而处于下风的则会开始寻求联合，共同抵御接下来的攻击。
但是，这种联合并非真正的团结。比如，赵国试图欺负燕国，燕国于是寻求与齐国联手，但齐国同样有吞并燕国的意图。每个国家都希望通过吞并他国来扩大自己的实力，毕竟，扩展的国家规模可以让他们更有信心与更强大的对手对抗。这种复杂的多方博弈，使得战国时期的历史充满了算计与斗争。
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开篇讲述的“三家分晋”便揭示了这种博弈的复杂性。晋国当时由智氏家族主导，但赵、魏、韩三个家族秘密联手，最终灭掉了智氏。然而策略联盟，灭掉智氏之后，赵魏韩三国又开始相互争斗，最后形成了一个不断更替的局面——魏国曾强盛一时，但在秦、楚、赵、齐四大强国的联合下，魏国被打败；接着楚国强大了，但同样在四国联合的情况下被击败；然后齐国强大了，也未能幸免。最后，秦国强大了，而东方六国也同样形成了联合，曾一度将秦国困于函谷关。
这就是所谓的“兼并战争”的第二轮、第三轮、第四轮，直到最后一轮。所有国家都希望成为最后的赢家，但谁能够最终胜出，谁也没有把握。这也导致了局面不断回归到“天下均势”的状态。而地理环境的优势，往往在关键时刻决定了战局的走向。
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比喻来理解这一点：假设拳王在擂台上与四五个较弱的对手对决，结果很显然拳王会被打败。但如果比赛场地不是擂台，而是一个复杂的地形，拳王有可能依靠环境的优势巧妙应对，避免被全力围攻。即便拳王的力量较强，但若环境不利，胜算并不大，反之，如果对手们各自也有弱点，拳王反而可能借机收拾残局。
事实上，秦国能够最终统一六国，正是凭借这种灵活的策略。秦国并不是单纯依靠战争的力量，而是通过智谋和策略逐步削弱对手。长平之战后，秦国并没有立即大举进攻，而是通过不断利用其他国家的内乱，趁机攻占弱国。而秦国的崛起，也离不开商鞅变法的推动，变法赋予了秦国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基础。
最终，秦国的成功不仅仅是凭借军力，而是通过战略上的远见和灵活应对，把握了战争的主动权，最终实现了统一。这一过程也给后世的历史学者一个重要的教训：乱世的终结并非靠最强的武力，而是靠最有利的地理条件和最恰当的战略布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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